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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谁有资格在最高法院出庭？| 每周蒋讲

Original 2015-08-28 蒋勇天同诉讼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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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法律服务市场里，由于“信息不对称”的存在，当事人很难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律师，不利于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。对分级出庭制度的探索，可以说是在律师分级基础上，进一步规范律师执业，弥补市场缺陷的重要尝试。但是，律师的客观评价一直是行业难题，律师分级出庭制度的制定、实施和谋求实效，都不会是容易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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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频时长 1分33秒

作为诉讼律师，法庭就是他的主战场。如果能到最高法院出庭，就好像参加过一次著名的战役，很多律师会引以为终身荣耀。

但是，有可能，将来不是每一位律师都有资格到最高法院出庭。什么样的律师可以到哪一级法院代理（辩护）哪一类型的案件，可能将由分级出庭制度来决定。

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，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出，对新执业的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，可以研究探索分级出庭制度。（见无讼阅读APP 8月20日文章《史上规格最高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，孟建柱在会上说了这12点》）

“分级”，对于律师行业来说算不上是新鲜事物。早在1987年，司法部制定发布的《律师职务试行条例》就对律师进行了分级。但是，这样的分级只是对律师能力的评价和认定。而“分级出庭”，则是将律师的评级与出庭“绑定”，将对律师的能力评价与律师的执业范围“绑定”。

这样的“绑定”，可以说是在律师分级基础上，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探索和尝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首先，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着严重的“信息不对称”。

在普通的商品市场上，由于消费者不了解商品生产的过程，和生产者的“信息不对称”天然存在。而在法律服务市场上，它出售的商品是专业的法律服务。因为不具备和律师同等的法律专业知识，当事人更难判断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的品质。

由于企业客户有专门的法务部门，这样的“信息不对称”还不算严重。但对自然人客户来说，他们没有法律知识，也很难得知律师行业内部的评级情况。在这样巨大的信息鸿沟下，自然人几乎没有能力判断谁是适合他的律师。

在这样的市场里，消费者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。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难以发挥，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，“市场失灵”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

其次，法律服务的需求相对低频，很难对律师提供优质服务形成反馈和激励。

这一缺陷在自然人客户上体现得特别显著。企业客户在商业活动中，往往会反复需要法律服务，但是对自然人客户而言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找律师的需求，这样的客户也很难成为“回头客”。而且，即使自然人对律师的服务不满，他能影响的该律师的潜在客户也十分有限。“留住客户的需求”缺失，律师也就少了提供优质服务的动力。

而在刑事诉讼领域，这两重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，造成的影响也尤为重大。

一方面，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更多情形下是缺乏法律专业素养的自然人，“信息不对称”严重；另一方面，刑事诉讼事关被告人的人身自由、财产、乃至生命等重大利益，如果律师不能尽职地为其辩护，将不利于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。

在这样的法律服务市场里，市场无法很好地发挥资源调节的作用：当事人难以找到优质的律师，同时，专业水平不过关的律师恰恰可以在这样的失灵市场里“蒙混过关”。

这不仅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，制约了律师行业的整体执业水平，甚至阻碍了整个法律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。许多潜在的法律服务需求也因为对律师的不信任而被“压制”了。

所以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就十分必要了。而分级出庭制度，正是在市场之外引入第三方调节机制的一种尝试。

如果设计得当，这样的制度将有力地帮助当事人，尤其是刑事诉讼被告人避免盲目选择律师的局限，保障法律服务的质量。但是，如果设计中存在不妥，它又有可能涉嫌不当限制律师出庭的范围，不当限制当事人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而束缚市场活力。

因此，在设计律师分级出庭制度时，需要尤为谨慎，解决在以下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。

首先，如何对律师级别进行科学评定？

虽然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律师评级的规定，但是，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，它越来越不被客户和律师重视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它的评级依据不够合理有关。

在1987年《律师职务试行条例》所设定的律师评级制度下，律师等级主要和学历、执业时长、是否熟练掌握外语直接挂钩，并不能客观完整地体现律师执业水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诸如“具有高深的法学理论水平”、“能够处理重大疑难问题”这样的难以界定的模糊性规定。留给评级者的裁量空间太大，无法真正保证评级的客观可靠。

因此，在重新制定律师评级规则时，一定要研究出一套真正能体现律师执业能力的、能客观应用的方案。对这个问题越深入思考，越会发现它不简单。如何对律师的专业能力做出客观评价，本来就一直是困扰法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的最关键问题。如何破局，也是我们现在的互联网法律平台“无讼”关注的核心焦点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所采用的一些“核心算法”，能在这方面取得一些突破。在以后的“每周蒋讲”栏目里，我也将对律师专业能力评价的问题做更多研究和探讨。

其次，由谁来主导评级？

对律师的评级，是由司法行政机构还是律师协会做出？或者成立一个专门的第三方机构？一旦确定了评级机构，具体做评级的评级人又将如何产生呢？

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，评级者的公信力是整个评级的公信力的“源泉”。当评级者试图为律师评级，并且以自己的身份为这样的评级结果“背书”时，一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：评级者自身的公信力从何而来？谁来为评级者的公信力“背书”？

就此，我曾经在“每周蒋讲”栏目中写过一篇文章（《谁有资格为律师评级？》），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。

再次，评级与出庭如何挂钩？

一旦将评级与出庭挂钩，就必然涉及到对案件等级的界定，以及确定什么样的律师可以在什么案件中、在哪个层级的法院出庭，不能在什么案件中、不能在哪个层级的法院出庭。如果案件类型和律师等级不能恰当对应，要么会不必要地压缩年轻律师的执业空间，要么难以保障律师能力足以与案件重要性和难度相匹配。

最后，如何解决分级出庭与目前法律的冲突？

对律师出庭进行分级，其实是除了资质考试之外对律师执业的又一重资质设定，而这与目前我国的律师法规定并不一致。此外，我国《立法法》第八条第十款规定，和诉讼制度有关的事项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。如果要对律师出庭进行资质设定，或许必须通过立法程序，才能使这样的设定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。

这些问题都意味着，律师分级出庭制度的制定、实施和谋求实效，都不会是容易的事情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研究探索。律师评价难题一直是制约律师行业发展的一大痛点。一旦这个痛点被解决，不仅将提升律师服务品质，促进行业品牌建设，还将带来整个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度、活跃度的有效提升。

在“保障律师执业权利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”的路上，任何制度上的创新都值得期待。毕竟，中国律师行业的创新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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